北京旧城保护专家留遗愿拳

核心提示:“梁思成先生当年所说的挖肉剥皮之痛，该是如此吧？不能再这样拆了！现在我们要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残迹，是半个世纪努力下仅存的成果，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徐苹芳留下了遗言。

梁思成先生当年所说的挖肉剥皮之痛，该是如此吧？不能再这样拆了！现在我们要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残迹，是半个世纪努力下仅存的成果，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 徐苹芳留下了遗言。

700岁的街道，拆了

今年5月22日清晨5点40分，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先生走了，终年81岁。

徐苹芳先生是北京城研究领域一位里程碑式的大学者。我们现在看到的元、明、清北京城市历史地图，就是徐先生绘制的。它们被学术界评价为迄今唯一的把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互结合并以科学方法绘制的古代城市历史地图，使北京成为古今重叠式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徐苹芳先生生前，和谢辰生先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组里最为强硬的保护派，他们同时是两位著名的抗癌老人。多少年来，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却始终挺直腰杆，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发出保护北京旧城的呐喊。

谢辰生先生和徐苹芳先生将曾经写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保护北京城的信札收入《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 北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国际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保护好并使之传至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

最近出版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发表了徐苹芳先生的文章《守住旧城保护的底线》。他说： 现在我们要保护仅存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残迹是半个世纪努力下仅存的成果，如果还要在这些仅存的历史文化遗产上动土，就是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示，一定要守住这个底线。

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徐苹芳先生自1956年起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

徐苹芳先生师从清华大学建筑学家赵正之先生，师徒两人花费几十年血汗考证本日北京城与元大都建制的直接联系。徐苹芳先生曾论述，本日北京内城的前身是元大都城。这意味着北京内城具有700年前建造的街道遗址和城市布局，是当今世界都市的奇迹。

元大都是元代统一全国后规划设计的新都，它废弃了隋唐都市封闭式里坊制的计划，采用了北宋汴梁出现的新的计划体制，是我国历史上唯一1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街巷制都城。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今天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墙内的街道基本上都是元大都街道的旧迹，明清两代主要是改建宫城和皇城，对全城的街道系统未作改变，故元代计划的街道得以保存。

徐苹芳先生多次说： 完成于1 世纪中叶的元大都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的经典之作，又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都会之一，这样1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名都，能有70。年前的街道遗址保存在现在城市之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是值得我们珍视和自满的。

分片保护不适合北京

对于保护北京古城，徐苹芳先生始终反对只划出若干片保护区进行 分片保护 的做法，他竭力主张根据中国城市营建的传统，实施最为严格的整体保护。他认为，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有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类型，一个是欧洲（西方）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东方）模式。欧洲古代城市的街道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不规则形态，这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街区。中国古代城市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其建设就严格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不但规划了城市的宫苑区，也计划了居住在城中的臣民住区（里坊），对地方城市也同样规划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衙署（子城）和居民区。

徐苹芳先生曾说： 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完全是照搬欧洲古城保护的方式，是符合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的，但却完全不适合整体城市规划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保护方式，导致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把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弃之不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2005年1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年）》（下称2004年版总体规划）取得国务院批复。2004年版总体规划明文规定： 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 （第60条）； 保护北京特有的 胡同 四合院 传统的建筑形态 （第61条）； 停止大拆大建 （第62条）。

这个总体规划，最初让一直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号的老先生欣喜若狂，但之后却更为纠结。这一版总体规划并未将旧城划为完全的一片保护区，只是将旧城内的保护区增至 片，占旧城面积的29%。因此，推土机又寻得了借口，去推倒那些为数更多的未能被保护区庇护的家园。

2005年，北京市五年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全面铺开了。徐苹芳先生与傅熹年先生在《意见》中呼吁保护的 建内大街以北至东直门大街以南这一保存元大都胡同旧迹最典型，保存较高质量大中型四合院最多的地段 遭到大规模拆除，他们提出的 自东西长安街以北至明清北京北城垣 即北二环路之间的街道布局，皆为元大都街道之旧迹，应列为一般保护区，不再开辟新的街道 ，也未能成功。

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市在旧城内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占旧城面积的17%。保护线划到了哪里，撤除线也就划到了哪里。保护区以外，唐辽金故城、元明清故城，被大片大片夷为平地。2000年至2002年，北京市共撤除危旧房44 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撤除量的总和。

即便是在 片保护区之内的南池子、鲜鱼口，也是以开发商为主体来进行拆迁式 保护 。虽然总体规划提出的保护条款，已在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可行的，可是，这样的经验还未能得到普及。

北京旧城以内，还有相当一批在总体规划修编之前就已确定要实行的危改项目，为使这些项目停止，2005年2月，谢辰生先生起草并与郑孝燮先生、吴良镛先生、罗哲文先生、傅熹年先生、李准先生、徐苹芳先生、周干峙先生共同签名的意见书递交至北京市有关领导。

建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制止目前在旧城内正在或行将进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一切建设活动 对过去已经批准的危改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实行的，一律暂停实施。 意见书中写明。

他们深知，要把这些危改项目全部叫停存在许多困难，亟须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们提出建议： 要按照《总体规划》要求，重新经过专家论证，进行调剂和安排。凡不宜再在旧城区内建设的项目，建议政府可采取用地连动、易地赔偿的办法解决，向新城区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晚年堕入 论证 之痛

这个建议看似顺水推舟，却给决策者出了一道困难，因为这牵扯一系列复杂问题，包括不少危改项目已实际产生交易费用。结果是，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对旧城内1 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剂，决定 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行， 0片组织论证后实行。

这样，在2004年版总体规划被批复之后，北京旧城之内，仍有总计96片的危改项目获准直接组织实行或组织论证后实施。

这以后，作为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先生被一次次约请参加旧城内的危改项目论证。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便卷入拆与保的 绞肉机 里。如果严格按照新修编的总体规划，这些危改项目都是应当被制止的，可是，他又不得不去论证。这令他精疲力竭，寝食难安。

在专家组里，并不是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完全一样，有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这是否是就给违背总体规划的行动寻得了 突破口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 论证 ，就可以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甚至是 破坏 的，完全推给专家？徐苹芳先生对此苦闷异常。

事实上，2004年版总体规划实施之后，对北京旧城的拆除一直没有停止，且多是经过了那样的 论证 。徐苹芳先生就住在元大都的一条胡同里，推土机已经推到他的家门口。

徐苹芳先生将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旧城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年之前的第一个阶段，二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三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个阶段。

他认为，第二个阶段中的两种意见，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分歧，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这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对城市建设这个新事物的认识问题。争论虽然最终伤害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感情，但绝无钱利之事，是完全公然的。

但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这个新的因素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特点。一些开发商利欲驱动之下，利欲熏心，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10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徐苹芳先生不解的是，北京旧城仅占1085平方公里中心城面积的5.76%，它岂会拽住城市发展的脚步？这个中古时期的城市，被马可 波罗赞为 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 ，被埃德蒙 培根赞为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被梁思成赞为 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可它就在这样的 保护 中消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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