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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李亚兰与大家分享了她的议案建议：修改《刑诉法》，发挥律师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由第三方修改《律师法》以及最高检破解律师“会见难”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

本讯（李苏洋 ） 月1 日，民主与法制举办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亚兰，与李大进、朱征夫等其他八位代表委员一同作客民主与法制。座谈会上，李亚兰与大家分享了她的议案建议：修改《刑诉法》，发挥律师在 扶贫开发 中的作用，由第三方修改《律师法》以及最高检破解律师 会见难 的问题。

我当时写这份建议的时候，律师界反映挺强烈。他们说，新 会见难 ，比老 会见难 还难! 李亚兰代表在座谈中表示，当时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对部分自侦案件限制律师会见，律师感到权益得不到保障。

2015年 月，李亚兰提交了《关于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限制律师会见应进一步立法规范的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认真分析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对最高检一年来的努力，李亚兰满意地连说了两个 很有实效 。 我在全国律师界的群里再问这个问题时，他们都说：不难了，不难了，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方便呢!

提出解决 会见难 的建议

多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各项法律制度，为依法保障律师权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也存在限制律师权利等不规范的做法。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是贯彻实施法律、解决司法中不规范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李亚兰在建议中提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施行后，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较以往有大幅度改善，执业权利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会见难 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李亚兰在建议中反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第45条规定，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50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或者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时书面通知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检察院许可。该条规定在实践中被有的地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用来作为限制律师会见的理由。因此，她建议对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限制律师会见进一步进行立法规范。

整改举措是答复的 标配 内容

推动规范司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下一步的重要举措、整改方向，也是最高检答复代表建议的 标配 内容。从最高检的答复中，李亚兰了解到，最高检正在开展《规则》的修改工作，针对自己在建议中反映的 会见难 问题，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在《规则》的修改中通过从严设置 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 的条件，继续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对自侦案件的监督力度，对违法不当使我一定说出来去机场出差才踏实用会见许可权的行为及时纠正等方面强化对律师会见权的天边刚泛起鱼肚白保障，做到 许可律师会见是原则，不许可是例外 。李亚兰说，她将这一新动向通过平台告诉了全国律师界同行。

我当时写这份建议的时候，律师界反映挺强烈。 李亚兰代表说，提了建议之后，最高检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整改力度大、举措有成效。 我在所里开会，会听年轻律师们反映情况。我也问他们，会见怎么样? 李亚兰说，对省内乃至全国的律师同行，她也都通过群了解情况。 确实是规范了，制度真正落实到了基层，我们律师感到很有实效。而且检察机关很为我们提供方便，我们给卷宗拍照，要是快没电了，他们就提供电源线或者给个充电宝，要是电脑内存不够存不上了，就给个U盘。

为了真实感受律师会见的实际情况，我自己今年办理了三起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以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为例，他涉嫌受贿上百起，我会见了他几次，挺顺利，会见方面没难题。

慈善法体现社情民意

谈及《慈善法》时，李亚兰认为，在2015年10月25日，《慈善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首部慈善领域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慈善事业立法、乃至社会领域立法的里程碑，对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从三方面谈立法意义：一是有利于尊重慈善愿望，保护慈善热情，培育慈善意识，规范慈善行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多元化发展，满足社会对慈善立法的期待；二是有利于完善慈善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构建慈善法制框架，保证社会的慈善力量有所依托；三是有利于保障慈善机构的公益性，提升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通过法律设定具有针对性的具体制度和机制，以保障慈善机构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避免或减少滋生腐败空间。 李亚兰说。

此次草案明确了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体、慈善募捐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管理部门、慈善捐赠的活动程序。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规范慈善事业准入、评估、监督，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资、退出行为等。同时，也涉及到完善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基金会登记手续等方面。

对于慈善法草案，李亚兰谈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在行政管理行为规范方面，可否增加协调机制的建设。许多国家重视的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审定问题，这需要税务部门承担起相当大的并且建立相应的系统进行规范，在这方面可否需要增加一定的条款。第二在捐赠优惠方面，是否考虑增加对大额捐赠者的特别免税优惠内容，以便方便财税部门调整具体政策。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大额股权与房产捐赠需要上缴重税，慈善家不敢捐赠甚至不得不在境外完成捐赠。第三则为草案是否应该禁止个人公开捐赠的问题，因为社会各界对此颇为关注。

如果一味地堵住这种募捐的通道将会错失募捐的良机，耽误救助的进程，特别是在大灾和急病的情形下。所以这一条款实际上强调了个人必须 找到组织 ，以 组织的名义开展募捐 ，由组织接收并管理分配募捐款物，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这样的法条表述可能会让人费解。建议先界定 募捐人 的准确含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 合作开展 。

李亚兰表示，《慈善法》草案的公开讨论，已经开启了依法治善的时代，依法规范基本公共道德，这对于民众来说在理念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长期以来，社会的公共道德领域通行的是个体自觉原则，如何通过国家基本大法规范慈善的公共行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探索。

发挥律师在扶贫帮困中的作用

法治是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 对 总书记在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的这句讲话，李亚兰记在了心上， 作为执业律师，我感受到在2015年国家取得的重大成就当中，司法体制改革可称之为其中浓重的一笔。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 的总体要求。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法律服务和保障，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法律风险防范需要法律服务；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贫困地区社会安全稳定同样需要法律服务。在依法治国、扶贫开发工作中，律师应该贡献力量、有所作为。

李亚兰在座谈中表示，建议国家设立专项援助基金，成立扶贫开发律师法律援助服务团。 以黑龙江省为例，省内现有律师5400余人、律师事务所800余家，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大多集中在较大城市，贫困地区法律人才稀缺，律师人数极少，个别地区甚至没有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扶贫开发涉及的大量疑难复杂的法律问题，如能以设立专项援助基金的形式，整合优秀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成立扶贫开发律师服务团，以较低的成本保证贫困地区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将有效解决贫困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以及法律服务质量欠佳的问题，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服务。

全省广大律师如果能够投入到扶贫开发的法律援助服务当中，将是一支能够帮助扶贫脱困工作顺利有效推进的强有力的生力军。 李亚兰说。

座谈会最后，李亚兰谈到了提升民警的待遇和保障问题。李亚兰表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伴随着城区人口的急剧增加、社会急剧的转型，犯罪数量骤增，犯罪种类日趋复杂，大量的维稳工作、综合治理、民事纠纷、信访执法、展会安保以及应由有相关政府部门负责的行政管理工作，都压在公安机关身上。而警察队伍的建设相对滞后，警力严重不足。民警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的现象更加严重，待遇也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作压力增大得到相应提升，影响和制约了公安工作的更好开展。

李亚兰指出，一些民警因加班多，无法照顾家庭，家庭矛盾较多。一线民警面对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暴力性、对抗性案件、事件。长期高负荷的工作、持续紧张的精神状态、复杂的执法环境、严格的纪律约束，带给民警巨大的压力。个别民警甚至形成偏执型性格和心理障碍，产生心理问题。李亚兰建议，增加公安机关编制，提升广大民警待遇，在装备、功模、心理咨询等方面对公安工作加大支持力度，让广大民警安心集中精力工作，培养和提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的良好氛围和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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